)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生平。”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有人主张严格取舍,他说:“科场废罢已历百年。一旦使考生由失望而生怨懑,一定不能广收士人之心,恐怕会妨碍今后收罗人才。”在他的坚持下,元廷对被淘汰的考生也授予官秩。发榜后,新进士呈递名刺(即名片)求见。张养浩不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复。”张家门人即以此纸传谕诸生,一时传为佳话。
延祐占首科取士56人,其中蒙古、色目人16人。终元之世,共举行科举16次,累计取士共1200余人。
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被有些历史学家看做是元王朝继忽必烈时期之后的“第二期儒治”,但它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在武宗朝初任宣徽使(时归太后掌管)时就与答己太后关系密切。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但是他竟偷偷“离职赴阙”,回到答己身边,被发现;仍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仅这一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即达千余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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