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及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最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今译维吾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最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至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区别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地被当做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可见元政权并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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