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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