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话，他们偶尔也向“肉”（猪肉的专名）索取脂肪和蛋白质——那也是一种适合潮湿环境里的速生动物。这样，相对于中国北部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巫蛮很早以来就有了户户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顶下面有猪）的意涵，有一种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

    他们当然也喜好“番（汨罗人读之为bang）椒”，即辣椒，用这种域外引入的食物抵抗南方多见的阴湿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采用了“胡床”，即椅子，用这种域外传来的高位家具，使自己与南方多水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番”也好，“胡”也好，记录着暧昧不明的全球文化交流史，也体现出蛮巫族群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能力。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具的高低差别（高椅低凳，高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具的普遍高位化，显示出在所谓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具）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具）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种不无僵硬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奴隶，无形的绳索还紧勒住他们的双手，一种苦役犯的身份感甚至进入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子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种姿态。作为一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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