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双轴坐标下摸索，陷入情感和思想的强烈震荡，其感受逐步蕴积和发酵，一遇合适的观念启导，就难免哗啦啦的一吐为快。

    他们成为“寻根”意向最为亲缘与最易操作的一群，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他们是热爱本土还是厌恶本土，这并不重要。他们受制于何种写作态度、何种审美风格、何种政治立场，也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下放”既是社会地位下移，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串联。文化苏醒成了阶级流动的结果之一——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课题。于是，这些下放者不会满足于“伤痕”式政治抗议，其神经最敏感的少年时代已被一种履历锁定，心里太多印象、故事、思绪以及刻骨痛感在此后的日子里挥之不去。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笔下总是会流淌出一种和泥带水翻肠倒胃的本土记忆——这大概正是观察者们常常把他们混为一谈的原因，是他们得以区别于上一代贵族作家或革命作家，更区别于下一代都市白领作家的原因。那些作家即便赞赏“寻根”（如汪曾祺，如张悦然），但履历所限，就只能另取他途。换句话说，所谓“寻根”本身有不同指向，事后也可有多种反思角度，但就其要点而言，它是全球化压强大增时的产物，体现了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充分紧张，通常以焦灼、沉重、错杂、夸张、文化敏感、永恒关切等为精神气质特征，与众多目标较为单纯和务实的，包括不少杰出的历史（姚雪垠、二月河等）、乡村（赵树理、刘绍棠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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