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值已跌至百分之三十二，即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有意思的是，这一类文化产业不正是公众用高点击率、高收视率、高票房额等热心喂养起来的么？不都是文化市场上的成功典范么？

    时值二十一世纪，人类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由选择权，但为什么从这时起人类倒变得如此犹疑不定、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茫然无计，竟找不到自己真正信赖和需要的东西？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如果人们在这个美妙时代里什么都想要，好事都占全：既要狂喝海吃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挥金如土又不要储蓄，既要享受周到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又不愿缴税（见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句话，既不承担任何责任又奢求什么东东来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种“减肥可乐”式的文化幻想，是不是注定了最终的一无所有？

    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

    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

    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尽可能不涉利益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是的，在这里我愿意重新使用“教化”这样一个词，在人类几百年来钟情于“自由”一词以后，在有效教化与宽幅自由互为条件的奇诡历史之中。换句话说，“自由”如果要避免死亡，正需要“教化”的救赎。今天的教训是：没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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