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

    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

    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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