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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