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这两个儿子都痛恶传统，都急切地要遗忘和远离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区别只在于：一个以策划社会主义的延安为“新”世界，而另一个以资本主义的纽约或巴黎为更“新”的世界。

    事实上，社会主义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在中国都曾披戴“现代”的光环，“新”的光环，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动不已。

    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对这些批评基本上一言不发不作回应。因为我对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热爱，如果历史真是在作直线进步的话，如果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必须以否定传统为前提的话，那么否定就否定吧，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守灵人一样为古人而活着。问题在于，十多年后的中国文学并没有与所谓传统一刀两断，中国文学新潮十多年来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并且在一种“后现代主义就是世俗化和商业化”的解释之下，最终实现了与金钱的拥抱。无论前卫还是保守，似乎一夜之间都商业化了。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等都作为“新”事物广泛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里，进而成为很多文学家的兴奋点。有一位知名“后现代主义”作家，竟用半本诗集来描述和回味他在深圳和广州享受色情服务的感觉。这当然只能使人困惑：难道金钱有什么“新”意可言？难道妓女、麻将、命相、贵族制度等等不是中国最为传统的东西？文化激进主义的叛逆者们，什么时候悄悄完成了他们从生活方式到道德观念最为迅速和不折不扣的复“旧”？

    在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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