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urn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说。这本英文版中常用的indifferent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indifferent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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