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能，正在流行“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通常是大众不大明白的话题。

    据说中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数分别翻了一番多和近一番（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属实如常，而另一些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楼综合征、中年综合征、电脑综合征、长假综合征、手机依赖综合征、移民综合征、注意力缺乏综合征、阿斯伯格综合征等等爱莫能助。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一切都相关道德，都需要拉长一张脸来讨论。很多牧师和政委架上道德有色眼镜，其越位和专制不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社会生活中腐败和混乱的一部分，也一直在诱发“去道德化”的民意反弹。对同性恋的歧视，把心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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