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隐疾，正是敏感到现实社会中的类型化正在危及个异，短效化正在危及永恒，私权化正在泯灭人类的共和理想，才把自然变成了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文明符号，借以支撑自己对文明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及自我改进。他们对自然的某种绿色崇拜，不仅仅是补救自己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补救自己的精神内伤。

    迄今为止，宗教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寺庙和教堂总是更习惯于建立在闹市尘嚣之外，建立在山重水复之处，把人们引入自然的旅途。迄今为止，艺术也一直在引导着文明对自然的认识。音乐、美术、文学的创作者们，无一不在培育着人类对一花一草一禽一畜的赞美和同情，无一不明白情景相生的道理，总是把自然当作人类美好情感的舞台和背景。他们如果不愿意止于拒绝和批判，如果有意于更积极的审美反应，表达更有建设性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眼光就免不了要指向文明圈以外，指向人造品的局限视界以外，不论是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其诗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在自然的抚慰之下苏醒。他们的精神突围，总是有地平线之外某种自然之境在遥遥接应。赤壁之于苏东坡，草原之于契诃夫，向日葵之于凡·高，黄河之于冼星海，无疑都有精神接纳地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宗教和艺术显示了与一般实用学问的差别，显示了自己的重要特征。它们追问着文明的终极价值，它们对精神的关切，使它们更愿意在自然界伸展自己的根系。

    作为文明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并不代表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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