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之间还有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派发标签的出身政审意味是否有些草率不智?
l·托马斯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唯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文化多重性的状态。我那位巴黎熟人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随机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并无出格和危险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存在。如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理意义上的移民,隐喻化的“移民”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一代在身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很可能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减退之后,其性解放躁动很可能易为对情义的持守。这叫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过是人格在岁月航程中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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