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的母血，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怎么也脱离不去的土地——一旦脱离这块土地，绿叶只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叶。在这个意义上，仿生人代表着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图，初露技术化的杀机。仿生人的生理性复制或文化性复制，都意味着人这一特定物种的自杀——即使有些人把这些复制描述得十分美妙。

    历史常常只有通过灾难才得以向前推进。蒸汽机在十八世纪一声汽笛拉响的时候，欧洲弥漫着普遍的乐观情绪，竞相欢呼这“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伟大杠杆”（恩格斯语），甚至相信新技术将帮助人类消除一切帝制和贫困。直到世界大战频频引爆，蒸汽机延伸成坦克和轰炸机，在硝烟中向生命扑来，人们又差点落入了失望的深渊。杜桑的《下楼梯的裸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沃霍尔镜头下的电刑椅，莫不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异化、奴役以及残暴。对工业技术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为很多文化人当中风行的主题，颇有点中国古人“绝圣弃智”的遗韵。

    其实，技术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任何新技术还将成为人类的陷阱——包括电脑。从眼下的情况来看，电脑诚然可以实现信息分享，把人与世界紧密相连，极大地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监控一旦撤除，电脑也可能造成新的阶级分裂：一方是编程和网络控制寡头，集中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利；另一方则是普通操作者大众，越来越成为电脑的奴仆和附庸，从算术“傻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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