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前从未设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样随便,那也就索然无味,没有什么说头了。
因此,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一旦社会管制稍有松懈,便洪流滚滚势不可挡地群“情”激荡举国变“色”。性文学也总是在性蒙昧灾区成为一个隐性的持久热点,成为很多正人君子一种病态的津津乐道和没完没了的打听癖、窥视癖。道德以前太把它当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纵欲作为对禁欲的补偿和报复,常常成为社会开放初期一种心理高烧。高烧者为了获得义理上的安全感,会要说出一些深刻的话,让自己放心的话。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如果吃饱喝足又有太多闲暇,如果他们本就缺乏热情和能力关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难题,那么性解放就是他们最高和最后的深刻,是他们文化态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们几乎干不了别的什么。
这些人作为礼教的倒影,同样是一种文化。他们的夸大其词,可能使刚有的坦诚失鲜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掉头而去。他们用清教专制兑换享乐专制,轻率地把性解放描绘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就像以前的伪道学把性压抑说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艺术。他们解除了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性意义之后,必须对性强加上种种神圣性意义,不由分说地要别人对他们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兴。他们指责那些没有步调一致来加入淫乱大赛的人是伪君子,是辫子军,是废物。这样做当然简单易行——“富贵生淫欲”这句民间大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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