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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