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卧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第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显然，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锁链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金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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