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之外。结果，这些地区的增长与外来打工者似乎没关系，与广大欠发达地区持久性的劳力低价输出似乎没关系。相反，有些人会耸耸肩，把那些地方的困难看作落后者们“懒惰”、“蒙昧”的自食其果。比方说谁都会知道深圳对贵州的“支援”，但谁会知道在这种支援之前有贵州对深圳的输血？

    数据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扭曲现实。即使是一些真实数据，受制于统计方法的预设，受制于导控者的理论定向和制度定向，就会成为有选择的数据，甚至是造成假相的数据。如果我们打破所谓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身份界限，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纳入有关企业或地区的经济统计，各种“人均”数据必发生巨大变化。这会使某些企业或地区的“政绩”合理缩水，但可恢复经济运行的本来面目，帮助人们对经济获得更可靠的知识，获得更道德的眼光，即一种关切大局和关注弱者的眼光。可惜的是，很多理论家常常夸耀经济学的“客观性”、“科学性”、“价值中立性”，却不知他们的私利和偏见总是在这些数据里隐藏。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对西方经济的描述之中。所谓评选世界五百强可算另一例。这种大吹大擂的评选只是关注利润、产值、生产率、资产规模等指标，其统计方法从来没有设置过“就业贡献率”、“环保贡献率”、“分配公正率”一类指标。于是，世界企业“五百强”不一定是“五百优”或者“五百善”——为了争“强”，公司裁减员工增加失业可能会被持股者欢呼，公司制造污染破坏环境可能会被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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