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轲以为，”孟夫子侃侃说道，“人在初生之时，本性良善，皆有四心，分别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谦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发端于仁；羞恶之心，发端于义；恭谦之心，发端于礼；是非之心，发端于智。因而，仁义礼智四德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也即人性。然而，自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人性堕落，善恶不分，人人以征伐为荣，天下是以动荡不安。”

    “在下以为不然，”告子应道，“人之本性，犹如杞柳；仁义，犹如桮桊。由人之本性生出仁义，就如用杞柳来做出桮桊，是要靠外力强制的。人生之初，利欲当头。初生婴儿，不利于己则啼，利于己则乐。由此观之，天下之人，生而好利，生而多欲。因有耳目之欲，才有声色犬马。至于仁义礼智之心，实为后天养成。是以圣人治世，必制礼仪、道德、律法，使人性渐渐归化，远离本性。”

    “夫子怎么能这么说呢？”孟夫子血气上来了，盯住告子，“您是顺着杞柳之性来制作桮桊呢，还是逆着杞柳之性来制作桮桊呢？杞柳之所以能够制作成桮桊，是因其拥有制作桮桊的本性。假如杞柳没有这些本性，您能将它们制作成桮桊吗？如果是逆着杞柳的本性来制作桮桊，与逆着人的本性来生出仁义有什么两样呢？使天下之人皆来为祸仁义的，必定是夫子您的这些言论！”

    在场诸人，包括万章等几个弟子，显然没有料到孟夫子会对告子扣上这么大的帽子，尤其是最后一句，简直是诛心之论。

    “夫子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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