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主动出击的战斗,如濡须之战合肥之战,大多以失利告终,即便后来的石亭大捷,也凭的是诱敌深入致胜,卒至王浚楼船下吴亡国前的八十年岁月里,造成一种“敌不能渡江,我不能越淮”的格局,如果将原因单单归咎于吴政权不思进取上,有片面之嫌,除了外线不擅平野作战外,内部的心腹之患-山越问题久而未决也是重要的客观不利因素。

    山越,是聚居在江南山丛中的蛮夷部落,也就是《三国演义》内所述的东吴山贼,东吴匪患的猖獗通过宣城周泰救孙权事便可体会到,那一战周泰身中十二枪,若非神医华佗,堪堪送命,不光是周泰,几乎所有的东吴名将都参与过从讨山越的战斗,但看《三国志吴书》就有陆逊治会稽、吕蒙击庐陵、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贺齐伐上饶、吕范平鄱阳等,余者在韩当、凌统、蒋钦、董袭、全琮等传中也均可找到这方面记录,而黄盖更是一生的武功差不多全报废在山越身上,因此孙权主政前期七八年间,外线用兵仅仅是对付黄祖的复仇行动,大部分时候都在做“分部诸将,镇抚山越”的工作。演义三十八回内说到“东吴各处山贼,尽皆平复”,此话不确,其实山越问题根本没有肃清,因为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的本性使然,这个问题的长期存在令孙权头痛不已,是以他不敢倾全力外御。

    《三国志吴书》有一卷是贺齐、全琮、吕岱、周鲂、钟离牧传,之所以将这五人列在一起,也是拜山越所托,卷尾评语说得很清楚: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帮域者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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