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

    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以此观之，知历来所谓邪教者的传说，亦必多诬蔑之辞），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十五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kazak，即哈萨克）又附俄，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

    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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