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酸甜甜，让我想起家乡的杨梅。记得靠近黄埔那里有一家印尼华侨开的商场里似乎卖过芒果，但六零年时，那家商店莫名关张了，你那时还小，估计都不记得了吧……”

    与前几封信不同，从这一年开始，瑞芳的心绪似乎平缓了许多，也许是认命了，也许是适应了云南的生活，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叫“李水寒”的上海知青。信中，瑞芳总有意无意提及他。透过信，王娇面前仿佛正徐徐展开一副画，云南潮湿闷热的空气里，一位瘦弱的男青年打着赤膊站在蚊虫乱飞的树林中挥舞镰刀。不远处，一位面容忧郁的少女正静静注视着他。

    水寒流汗了，水寒擦汗了，水寒今天挑了七桶水，水寒受到村支书的表扬，水寒，水寒……她就像一位生活秘书，详细记下他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然后将它们化成文字，寄给千里之外正在极寒之地劳动的一位闺蜜。

    仿佛只有这样做，那些瞬间才能永存。

    大概精神上有了寄托的缘故，这几个月，瑞芳在信中的用词也欢快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样凄凄惨惨戚戚。信中，瑞芳很羡慕王娇一个月可以挣到35块的工资，冬天时还有寒带补贴。“我们就不行啦，在这里插队跟农民一样挣工分，一工分才顶几分钱，我身体弱，一个月下来还不如你一半多。而且，我们这边伙食差，那米你是没吃过，像鸡饲料，特别剌嗓子……倒是越南米不错，但我们不敢拿木材去换，怕被边防发现。”

    瑞芳的吐槽让王娇又笑又叹气，想这大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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