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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之后，陶然无可奈何地从审讯室里出来。

    夏晓楠好似随身背着一个隐形的蜗牛壳，外面有风吹草动，她都要战战兢兢地缩回去，软语相劝，她不吭声，态度强硬一点，她就哭，哭起来能撕心裂肺，有一次甚至差点原地休克，陶然没办法，只好中途把扮演黑脸的骆闻舟轰到了监控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算是软硬不吃了。

    从头到尾，她只点过三次头。

    第一次是陶然问“冯斌遇害的时候你在不在场”，第二次是骆闻舟被她躲躲闪闪的态度弄得不耐烦，冲她说了一句“你是不是事先勾结过通缉犯，要不然他怎么能在那么复杂的小路里正好截住你们”。

    第三次，则是陶然问她“你知道是谁要害冯斌吗”。

    这回夏晓楠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她说：“是我。”

    “是我”这两个字一出口，她就崩溃了，神经细如蛛丝，仿佛一台行将报废的破电脑，随便点开个蜘蛛纸牌都能崩，崩开就接不上，至于她为什么要害冯斌，从哪里认识了卢国盛，那通缉犯事发后又跑到了什么地方，就全然问不出来了。

    被卷入恶性案件中的人，只要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大变态，往往会抵赖，就算抵赖不成，也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描述成无可奈何的受害人——撇清关系与推卸责任乃是人之常情——他们鲜少会承认得这么痛快，连段动机都不肯编就一口认下来。

    夏晓楠的爷爷等在楼道里，孙女被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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