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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