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书屋 > 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5节(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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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啯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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