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了一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了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负责漕运的官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一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事事号称法祖的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动用了这么多漕粮。”（《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这一年用来赈灾的银两，高达一千四百万，占国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虽然乾隆年间的救灾也无法避免人治社会中常见的侵吞干没，层层盘剥，但是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仍然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采取救灾措施最为得力的统治者。

    清代皇帝一直以明朝为他们的前车之鉴，而明王朝给他们的最大教训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谁都知道，清朝得以入关，是捡了个大便宜，明王朝实际上是被饥饿的农民颠覆的。而颠覆的直接原因，就是对农民剥削过重。万历年间加派三饷，每年从农民身上多搜刮一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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