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从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分配到了一个不太适合的工作岗位，时刻都能体会到瑰丽的青春哗哗流走的无情。但好处是，置身“北京男—北京女—外地男—外地女”生物链的最底层，我得到了一纸令人趋之若鹜的北京户口。

    转年职工春节联欢会上，一位和气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叫我小师妹，还敬了我一杯。原来他是我母校50年代的毕业生，名副其实的老校友。更糟的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他位居单位的第一把交椅，难怪会问我适不适应，工作上有没有问题。

    当然不适应，当然有问题，不是谁的错，就是不般配。我很想再学些什么，亲朋中有出过国的，难免不被他们口中的花花世界所打动，加之我是地道的英语盲，目不识a，放眼远眺，最终得出懂点英语没有害处的结论。

    在顶头上司面前碰了钉子后，经人暗示，我把脱产报告小心翼翼地提到老校友面前。他毫不犹豫地说年轻人想学就学，别把时间浪费了，好像就差催我快走了。于是我咬牙办了一年停薪留职，此举意味着离经叛道，跟职称和升迁等就恩断义绝了。

    我先在惴惴中参加了一个培训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来自加拿大的义工莱斯利小姐，跟她学了半年的听力和口语。之后我返回原单位上班，自学之余，在中关村一间小破房碰见我真正意义上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英语老师俞敏洪。那时他还不是名满天下的留学教父，而是位留着波浪卷发、学长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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