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视需要而管。

    当时的卷烟价格没有彻底放开，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一条“红塔山”香烟，经销者从褚时健手中按出厂价批到后，拿到市场上销出，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红塔山”卷烟走俏市场，经销者看准这中间的差价，都想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更多的“红塔山”。那些日子，玉溪卷烟厂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褚时健成了人们寻觅、包围、进攻的目标。

    褚时健为官多年，精通权力的妙用。他没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卷烟用来串换生产资料，而是以高于国家调拨价的浮动价，批给了沿海沿边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

    这些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浮价烟的经销者，一方面按调拨价给玉溪卷烟厂付款，一方面按玉溪卷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汇去浮价款，前者给发票，后者不给发票。不给发票的浮价款，就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账外账。天长日久，浮价款越积越多，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直至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小金库”。

    这10多亿元，本是共和国的血液，然在共和国的账目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

    这10多亿元说得好听点，是玉溪卷烟厂的“小金库”、“小钱柜”，实际上成了褚时健的私房钱，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支出，不受任何监督。

    市审计部门对玉溪卷烟厂的账目年年有审计，对这10多亿元的小金库，却长期以来没有察觉。在权力大于一切的社会，审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形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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