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错，只好从远处往近处移。没有理想的隐蔽之处，我俩只好潜伏在市农业局招待所外面的瓜棚底下，天气热，蚊虫咬，也只好忍受着，坚持着。

    半夜，高意飞歪歪斜斜地进房了。我们没有惊扰他。等到第二天凌晨，我俩才敲开他的房门。与他同房住的还有省城来的一位记者。我俩自我介绍是公司做生意的，要与高意飞洽谈一笔业务。

    高意飞一听有生意可做，便连忙起床。我们请他去外面吃早点。他高兴地点头。我俩与他边走边谈。

    高意飞今年25岁，中等个子，精瘦，穿花格短袖衬衫，两片赤脚，趿双拖鞋，这是温州人的特点，再有钱的人，也是不穿袜子的。

    我俩与他谈到投机处，提问：

    “高先生，与你做生意，有回扣吗？”

    他爽快地回答：

    “有，生意越大，回扣越多。”

    谈到这里，已把他引到我们的小车前，请他上车。这时，他还以为是请他去吃早点，问：

    “在哪家餐馆？”

    小车启动，我们向他亮出了真实身份。他满脸惊愕地神色，连连发问：

    “我犯了什么罪？我犯了什么罪？”

    我们笑而不语。他很快平静下来，两只细小的眼珠望着车窗外，不再说一句话。小车加大油门，直驶检察院。

    谈到关键处，中午下班的铃声响了。刘智勇的妻子在商业局工作，因公出差在外，留下一岁半的女儿在家，正等着刘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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