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家不容他消消停停过日子。霍博托夫认为自己有责任偶尔来看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他处处都讨厌：胖胖的脸、恶劣而尊大的口气、“同事”那两个字、那双高筒皮靴。顶讨厌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病，而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看病。每回来访，他总带来一瓶溴化钾药水和几粒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这个朋友，给他解闷儿。每一回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总是装出随随便便的神情，不自然地大声笑着，开始向他保证说今天他气色大好。谢谢上帝，局面有了转机。从这样的话里，人就可以推断他认为他朋友的情形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归还他在华沙欠下的债，心头压着沉重的羞愧，觉着紧张，因此极力大声地笑，说些滑稽的话。他的奇闻轶事现在好像讲不完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也好，对他自己也好，都是痛苦的。

    有他在座，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着，他的心上压着一层层的水锈。他的朋友每来拜访一回，他就觉着这些水锈堆得更高一点，好像就要涌到他的喉头来了。

    为了压下这些无聊的感触，他就赶紧暗想：他自己也罢，霍博托夫也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也罢，反正早晚都会死亡，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一点痕迹。要是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个精灵飞过地球上空，那么这个精灵就只会看见黏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东西，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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