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迁约略闻知，竟将建缚住，一再笞责。建更怨恨莫伸，遂使私人严正，入都献书道：“臣闻良药苦口，乃足利病，忠言逆耳，也足利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甚高，王后荼及太子迁，屡思加害，建父不害无辜，又尝被囚系，日夜会集宾客，潜议逆谋，建今尚在，尽可召问，一证虚实，免得养痈贻患，累及国家。”武帝得书，又发交廷尉，转饬河南官吏，就便讯治。适有辟阳侯孙审卿，尝怨祖父为厉王长所杀，意图复仇，淮南王长杀审食其事，见前文。便密查安谋逆情迹，告知丞相公孙弘。弘又函饬河南官吏，彻底究治。河南官吏，迭接君相命令，怎敢怠慢？立将刘建传到详细讯明，建将淮南罪状，悉数推到太子迁身上，统是怀私。由问官录供奏闻。安得知此事，谋反益甚。

    先是衡山王赐，入朝武帝，道出淮南，安迎入府中，释嫌修好，与商秘谋。赐原有叛意，得安联络，也即乐从，因退归衡山，托病不朝。安部下多浮嚣士，亦屡次劝安起兵，独中郎伍被，极言谏阻，安非但不听被言，且将被父母拘住，逼令同谋，被尚涕泣固谏。至建被传讯，事且益急，安仍向被问计，被乃说道：“方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大王猝思起事，比吴楚还要难成。必不得已，只好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至朔方，又伪为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使民间闻风怀怨，诸侯亦皆疑贰，然后遣辩士四出诱约，或可侥幸万一，还请大王审慎为是！”被不能始终力争，也属自误。安决意起反，遂私铸皇帝御玺，及丞相御史大夫将军等印信，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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