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麦家那样敏感地经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

    当然，也许写作过程大致都是如此，每个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只是，麦家和他的导师博尔赫斯一样，把写作行为本身当成了世界本质的某种演练，或者某种暗示3……

    文／李敬泽

    1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味性，也许是复杂性，现在我落下的每一个文字或许都是一种证据。我要说一说本文的“身世”，因为本文和这里应该放的文章明显存在着一定距离，我将陈述的就是想拉拢这个距离。是2003年春，我给《山花》杂志投了一篇：《让蒙面人说话》。不久，我接到何锐主编的电话，表示了他对该的好感，并决定他们将放在一个特定的栏目推出。所谓特定，就是要配发一篇有关我和我的印象性的东西。谁来写这文章，何主编给我自己定人的权力，但我确定了人后，他又认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议我最好请敬泽先生来写。我说他我可能请不动的。何主编倒爽快，说那你不管了，我来落实吧。果然就落实了，就是此文。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它对我有远距离又真切的关怀和指明。这次《解密》再版，编者希望我做个跋记，我以此代劳，恰好证明我对此文的偏爱，同时似乎也说明我不擅长作这类文章，甚至还有点畏惧。

    2《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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