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的，正是中国古代司法现状的黑暗。许多被谋杀的人不能申冤报仇，而官府严刑逼供出的‘凶手’往往又是无辜的小民，冤案多，冤狱更多。因此，由鬼魂向正直的清官诉冤，然后由清官出面，将罪犯绳之以法，成为我国公案的一个主要模式。有人统计过，一部《包公案》，真正靠逻辑推理破案的故事很少，大部分都是冤魂托梦给包公告状，然后包公才破案的。”

    郭小芬点点头说：“由此可见，《乌盆记》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只是这传说太过诡异和恐怖，把人杀了，烧了，还要制成乌盆，死者的冤魂还附着在乌盆里，随时寻找着出来复仇的机会，真不知道古人怎么能琢磨出这么耸人听闻的故事。”

    杨馆长说：“其实，认为灵魂会依附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东西的观念，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比如非洲的阿闪提人就认为死去的人，灵魂会依附在他生前坐的木头凳子上，所以，一旦人死了，他坐过的凳子就会立刻被家人用煤灰涂黑，被放在家族的‘凳屋’里，接受子孙的供奉祭祀——有没有觉得这幕情景很熟悉？对了，这跟我们中国人把去世袓先的神牌放在祠堂里，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神牌就是一个神凳，一只乌盆，都是死去的人灵魂的载体。”

    “可是凳子和神牌上，不存在死者的血、肉或骨灰啊。”郭小芬不大同意，“《乌盆记》这个故事，无论其残忍程度、藏尸方式，乃至复仇过程，都令人发指——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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