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做些什么？她追问着。

    我那么渺小，太渺小了，张开的报纸都比自己宽，一纸油墨都比自己有分量，报纸上一百篇文章里有一百个人找到了方向，他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告诉你他选择了什么路而你该怎么做，可是国家依然走到了这一步。

    是她没有站出来告诉国人这个国家还有十年苦难的未来吗？

    不，就像父兄一样，他们都预见到了，他们写在报纸上，写在信上，写在杂志上，可是国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她记得很久前看到的一张天主教的《益世报》，在九一八后中国的天主教徒联合发表声明不遵从罗马教廷有关对日侵略者“不偏左，不偏右，一视同仁之爱德”的指令决定抗日救亡，而打头的就是神学博士马相伯老先生的《泣告青年书》，这是她第一次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个人明确的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他要青年做三件事，一是抵制日货，并且发动民众拒绝日货；二是研究科学，只有科学发达，始是以自存，以科学救国；三是唤起民众，抗爆自救，共就国家危亡。

    这一切她都懂，可看着这报纸，她觉得远远不够，一种强烈的想要做什么的*涌动着。

    就算去参军也好……她肯定可以做什么的，总比坐着看报纸好。

    “你们发什么呆呢，不吃早饭了？”大嫂的声音忽然传来，两人都一怔，就见她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提着篮子慢悠悠的走过来，“许久没等到你们，就猜是看信件忘了时间，再不吃就凉了。”黎嘉骏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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