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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