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他的年龄，那应是九十年代，卖不出什么价钱：“太可惜了。”

    “说来……话长。”

    “听听？”

    “算了吧，很无聊的故事。”不知不觉，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进了朝阳北路，“冯唐”沉默着，没有表情的脸，简直几分可怕。

    静谧的十来分钟，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有跳车逃生的念头。

    “小时候，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

    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冯唐”突如其来地说话。我头靠车窗，尽量距离他远些。

    “羡慕。”

    不是客套话，想起我小时候，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我没让老师头疼过，也没被人夸过，除了作文还算凑合，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孩子。

    “我爷爷是老革命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分配了一间四合院——从前住着个前清老太监，伺候过慈禧太后。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老太监在自家院里上吊死了。文革头一年，爷爷也在同一棵槐树上自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才把四合院还给我家。我爸在中央部委工作，我妈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只有奶奶是家庭妇女。小时候，我常能吃到别人家孩子吃不到的东西。你懂的。”

    “嗯，我稍微懂一点。”

    “小学三年级，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关于自己长大后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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