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bsp;t/ 文字首发无弹窗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李娃》的序言《历史··历史》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历史》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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