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来先生在研究法理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潜话语对法理问题的影响。我在新疆喀什地区当宣传部部长的时候，请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到喀什授课，在陪同调研过程中他谈到人的知识发展的三个阶段：经验、知识、理论。我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智慧。当然了，并不是有了经验、有了知识、有了理论，就一定有智慧，获得智慧也未必都要经历前面三个阶段。我认为，那些没有文化知识却能在实践中取胜的企业家，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的没有文化知识的成功者，都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智慧。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强调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必须把中国文化基因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起基础作用的还是中国智慧，表达系统好像使用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但是实际的思维运作的方式却是中国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这四条线索都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在起作用，这种起作用的机制是奠定在实践基础上的非线性互动，中国的经济实践是这个互动的基础。在这四条线索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是主线，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