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他想，他根本用不着对她讲这个。他觉得朱丽叶·阿切尔是这种人，如果她不是心里有底——不，极度有底——知道是对的，就不会下结论。

    她驱动轮椅，靠近一些。

    莱姆继续说：“不过我们必须赶紧提起诉讼，不是因为有别的被告，或者说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是，受害者的遗孀和她儿子的处境很困难。”他解释了一番，说到保险的缺失和他们的债务，说到纽约州北部的车库，也就是他们即将入住的——也许长期居住的家。

    对于斯克内克塔迪，阿切尔未置一词，但她一脸沉静，表明她理解了那近在眼前的困境。他另外又提到弗罗默的事，介绍了他复杂的工作经历。“律师在组织证据，证明这种消沉是暂时的，但可能很难办到。”

    阿切尔眼神一亮。“但如果你能证明被告有某些特别恶劣或草率的举动，那你就有可能拿到惩罚性赔偿金。”

    也许，正如惠特莫尔向莱姆本人建议的，阿切尔也应该去读法学院。

    《波士顿法律》……

    “用惩罚性赔偿金威胁他们。”莱姆提醒道，“我们想庭外和解，并且要尽快达成和解。”

    阿切尔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真家伙？还有所有的证物？”

    “要好几个月。”

    “可是我们用这么一个模型，就能找出证据去追究责任吗？”

    莱姆说：“到时再看吧。”他把惠特莫尔告诉他的事解释一遍，说到无过失责任、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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