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过更陡的坡。”她说。

    莱姆知道，人们喜欢像母亲一样关爱有严重残疾的人，或者把他们当婴儿对待。这种做法真让他受不了，阿切尔显然也受不了。他想知道她最终会不会对溺爱产生免疫，他从来都没有。

    他想，好了，哥哥来了，麻烦解决了。当他和梅尔·库柏努力想要提起诉讼、控告生产商或商场，或哪个该对桑迪·弗罗默丈夫的死负责的人时，绝不能有两个人——还是外行——在这里闲晃。

    “我来了，我们说好的。”阿切尔说着，一眼扫过客厅和实验室。“嗯，瞧瞧这些，设备，仪器。还有电子显微镜？真了不起。电力问题呢？”

    莱姆没有回答。只要说话，就会妨碍他们快速离开。

    梅尔·库柏从脚手架荡到地板上，看向阿切尔。他的手电筒光束闪到了她的眼睛，她眨眨眼。

    “哦，抱歉。我是梅尔·库柏。”考虑到轮椅的状况，他点点头，没有伸出手。

    阿切尔介绍了她的哥哥，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库柏，说：“哦，库柏警探，林肯讲过你的许多非凡事迹。他把你当作刑事鉴定实验室的光辉榜样——”

    “好了，”莱姆赶紧说，不理会库柏那开心的、带有探询意味的一瞥，“我们这里正忙着呢。”

    她向前移动，细细观摩其他设备。“我还在研究流行病学的时候，我们有时用到气相色谱/质谱分析仪，用的是不同的型号。不过，这是声控的？”

    “嗯，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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