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颇为赞赏，因为他并没有布置任务，让大家去读有关那位伟大的法国刑事专家的论述资料。他注视着那些脸孔，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你们记下阿切尔女士说的话了吗？有些人好像没有。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

    钢笔开始唰唰晃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嗒嗒作响，手指在平板电脑的二维按键上无声翻飞。

    这只是“犯罪现场分析概要”的第二堂课，课程规范还有待确立。学生们脑子灵活，记忆力强，但也不是万无一失。而且，记录在纸上或屏幕上，只意味着拥有，而不是理解。

    “答案就在那里，”莱姆重复道，用的是学者口吻，“就刑事学——法医学而言，没有破不了的案子。资源、创见和努力才是唯一的问题。为了确认罪犯的身份，你愿意追查到什么程度？对，就像保罗·科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说的那样。”他看了一眼朱丽叶·阿切尔。莱姆只知道寥寥几个学生的名字，阿切尔排在第一个。

    “莱姆警监？”说话的是坐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年轻男子。课堂里大约有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岁出头到四十多岁不等，年轻人偏多。这个人顶着时髦的刺头发型，但还是透着警察的气息。虽然学校在课程目录的个人简介里，更别提成千上万条谷歌资料——列出了莱姆几年前因为残疾而离开警队时的职位，但是如果跟纽约市警察局毫无关联，人们不太可能以此职位称呼他。

    教授优雅地动了动右手，转动身下精巧的电动轮椅，面对学生。莱姆四肢瘫痪，自颈部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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