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有点感触。第一，所说“现代作家写拉丁诗的方法”实在也即是中国作家写古文的方法。中国几千年来文章都已做尽，话也已说尽，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一定的文字去写，又不准有新的材料添加，结果不得不成为镶嵌细工，把前人的碎片凑成一篇东西，不过这种工作实在太难，所以古文难免于没落了。第二，所引芳济汤姆生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不尽是幽默的话，也并不限于诗人的作贼，我想无论什么事都是这个道理。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巧妙好看便都是对的，不过有些事总不能巧妙好看地做，那么这些事还是不做好，即使未必就是不对。我看见惠公的《闲话》原稿中引鹤兄的话，大意说人无好坏，只有雅俗之分，我很同意，觉得比汤姆生或者说得更为圆广一点。然而雅俗之事盖亦难言之矣，这个大约七分出于性情，三分由于境界，恐怕很不容易勉强，此其所以难也。——从文学上的剽窃岔到雅俗问题来，实在拉得太远了，我的本意还只在抄译那段文章，差不多是翻译的工作，这个尾巴乃是外加上去的，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所以现在也就可以不再拉扯下去了。

    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刮大风之夜，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