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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