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汉传佛教的原生土壤是汉译经文，汉译经文几乎就是一种再创作，这个创作过程参考了大量的儒道典籍。正如本文之前提到的，当时有许多传道者本就是佛道兼修的，并且喜欢引道德经，南华经来讲佛。所以我们看到《金刚经》的译本中，就有许多佛不可说、佛是法，佛非法、佛（道）与名的辩证，等等，这些说法是从梵文里带来的吗？这其实是借道阐法。稍后笔者开会专门开一章分说翻译对于文学和哲学的影响，但是早期译经并不属于这个范畴。我们知道，译经，就要有原经。在两汉魏晋这段时间，许多佛教大能已经完成了大量经书的汉译，那么其原经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佛经原典使用的都是巴利文，巴利文是一种语言，但并不是一种文字。它可以用包括汉语在内的书写文字，以及诸如佉卢文，婆罗米文，天城文等文字转写下来。婆罗米文主要出现与孔雀王朝及后孔雀王朝时期的石刻，陶器。而天城文的出现就是千年后的事情了。佉卢文的确出现过佛经传写，但主要在大夏地区应用，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随着大夏的灭国直至影响力完全消散，这种文字也因此失传。那么汉字就成为了经书的最佳载体。在汉语经文中，至今仍然存在大量梵文（巴利文）直接转音的文本。可以说佛经是在中国才开始书籍化的，这也使得中原地区发展出了独特的，基于经典文本，重机锋清谈的新佛教文化。清谈本出玄学，在魏晋以前本是道家体系范畴的学问，后来又演化出了佛家禅学分支。禅这个词虽然是梵音音译，但大家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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