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柱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诸如更南的富安省说或者北一些的乂安省说，但那些大多都是以地理考为证据的非主流学说。
    那么问题来了，《安南智略》，《大越史记全书》是不是胡诌，是不是当时安南史学家耍刘忙？这倒也不全是。
    马总立新铜柱的事情呢，《旧唐书·马总传》，《隋书》都提到了，马总在唐元和年间曾任安南督护，他“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确实曾经在老铜柱旁立新铜柱。但是唐，隋两书并没有说新柱子在钦州啊。
    当时的安南学者，应该是根据《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中的一句：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判定马援铜柱在南诏安宁城，也就是今广西省的。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就可以发现，两个事件中，立柱人并不一样。马总以安南督护的身份重新立了安南马援铜柱，何履光定南诏后也立了马援铜柱。马援当年是否也在南诏立过铜柱宣誓汉土呢？很有可能啊。越南的铜柱出名是因为它代表了汉之南极，但不代表其他国界标没有同样操作。在四川的涪陵以及湘西溪州，也有马援铜柱的记录。《后汉书·马援传》对南极铜柱都是一笔代过，对其他次要铜柱自然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而马援何履光两个人分别立柱的事实，也很明显。其次，何履光立的那根柱也不一定就在安宁城，关于选址其实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
    不过安南史学家当时就将这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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