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发言都很踊跃，意见分歧也是很大的。

    虽然当年的守夜者组织成员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发言，有的人发言态度还很激烈，但是所有的会议纪要中，都没有找到唐骏发言的痕迹。也就是说，无论当年争论有多厉害，唐骏始终保持了缄默。

    如果说从这些会议纪要中可以清晰看出当年守夜者组织内部的两种意见的话，那么唐骏就是第三种——没有意见，或者有意见却放在了心里。

    萧望快速浏览了一下会议纪要的主要内容，说：“其实，在那个对法治精神还存在分歧的年代，能坚持‘权力约束’确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即便是现在，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内心里笃定了‘有罪推定’，在先入为主地认定了某种自认为正确的结论后，就会提出各自的‘质疑’，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捕风捉影的线索来自证结论。这就像是当年的‘处决派’，一旦自我认定，就希望能代表‘正义’来处决‘罪恶’。”

    “在那个年代，持真正意义上的‘疑罪从无’意见的，确实不容易。”凌漠说，“不知道这些争论对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不是有一点推进作用。”

    “大家对‘疑罪从无’的原则是认可的，但是对具体的‘疑罪’的概念还是不太清楚。”萧望说。

    关于杜舍杀人案，争议点主要是在精神病鉴定上。以萧闻天、朱力山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的“约束派”认为既然有资质的精神病鉴定机构做出了明确的结论，那么这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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