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兵。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我们三个人在日本人眼里真的很重要吗？竟然安排如此大的阵仗押送？可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天开始，迎接我的就是无法醒来的噩梦。

    坐在小轿车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黄碧辉和美云比我早两年到德国，是物理学院里为数不多的中国人，那时候爱因斯坦先生还在柏林。当时爱因斯坦先生因为不是日耳曼人在德国大受排挤，便对其他肤色的外国人格外地关照，所以黄碧辉和美云得到了爱因斯坦先生很多指导。那么，日本人是不是也知道这些，所以才如此看重我们三个物理学院的留学生呢？

    车队驶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当时已是深夜。下车看到几排整齐的营房和一个不小的操场，周围是黑压压的群山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个挂着少佐肩章的日本军官带领十几个士兵在门口迎接土肥原一郎一行。土肥原一郎似乎对此感觉很受用，微笑着给少佐介绍身边那位穿西装的日本人的身份。少佐连忙敬礼，看来穿西装的来头不小，至少肯定在少佐之上。然后土肥原一郎向少佐介绍我和美云，以及黄碧辉，这少佐敷衍地和我们握了握手，眼中流露出鄙夷的目光。然后扭头用日语对土肥原一郎说了几句，我唯一听懂的就是“支那猪”三个字。

    土肥原一郎依然是笑笑，拍拍这少佐的肩膀，示意要他注意一点儿。

    我们还是被单独关押着，房间挺整洁的，带有独立卫生间，床上铺着土黄色的被子和床单，证明了我们来到的是关东军军部下的一个营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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