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前路遥遥，至蓝关，诗人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后人可能远远低估了韩愈当时的孤独感。

    中唐时，儒学的处境比我们想象得要糟糕得多。当我们对魏晋时儒学的第一次崩溃念念不忘时，却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压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笔记《唐国史补》中记载了一则往事，说韩愈晚年登华山绝顶，险途难返，发狂而痛哭。这何止是为前路？当如魏晋之阮籍，遇穷途而落泪，哭的是一种大的人生。韩愈华山之哭，更包含着对本土传统思想在中唐时遭包括佛教在内的各方面挑战的揪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的心灵格局的确发生了大变化。

    为期八年的动乱涤荡了各个领域内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图上，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内心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高层士大夫那里，内心开始被进入全盛期的禅宗所侵染；中下层官员那里，价值观也已发生变迁，“义”开始大于“忠”。关于这一点，《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可佐证。

    大历年间，长安境内的万年县县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这听上去有些奇怪，因为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这样的身份还会窝藏罪犯？这侠义精神玩得有点大了。后来朝廷问罪，派御史审问侯彝，后者虽理屈词穷，但终不坦白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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