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当政，起于和帝，”崔颂又给自己满上一杯，“所谓宦官，不过为和帝手上一柄刀耳。后人借刀，孱弱无力，无以用，反而伤及己身。不怪己，怪刀，何也？”

    宦官之所以能把持朝纲，最初是汉和帝给他们的权力。可汉和帝之所以提拔宦官，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铲除嚣张跋扈、连皇族宗室都不放在眼里的外戚。在汉和帝的年代，宦官，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一把锋利听话的刀罢了。后来的小皇帝想要遏制外戚，就学汉和帝的手段，在宦官中培养自己的亲信。纵容而不抑制，偏宠而不防备，在汉和帝时代战战兢兢、不敢为祸的宦官集团，百年后终是变得猖狂起来。

    这要怪谁？怪制度本身吗？

    可笑。任何制度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与时俱进，因时而改，从来没有什么“绝对正确”一说。

    世道混乱，不怪制度，应当怪使用制度的人。

    不知进取，不懂变通，不会改革，只一股脑地把错怪在一件死物上，怨天尤人恨社会，这算什么道理？

    学过辩证主义唯物价值观的崔颂实在不能容忍何进那些非黑即白的言论，更不能接受他在言辞间透出的沙文主义。

    “穷乡僻地，与世隔绝，一条河横亘内外。乡人无从过河，无桥可过，终日困于荒芜之地，坐井观天。有人造桥，造福乡人，然桥年久失修，无人愿出资修葺，桥塌了，当怪罪于谁？乡人耶？造桥者耶？”

    宦官制度就像是桥，最初对东汉的统治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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