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来自东海国的一系列经济学、金融学和社会学知识传入江南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被它们的高深和逻辑性折服的同时，也发现这套思想极为契合自身的利益——他们往往是有着经商传统的家族，想要的不就是赚更多钱、受更少的管制吗？现在有一套完善的理论说他们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利国利民的，这怎么能不被他们认可并吹捧呢？这便是所谓的重商风潮了。
    而在东海商社的带动下，这个稚嫩的商业阶层在这些年来越发壮大，声音也就越来越宏亮。但相应的，有人受益，必然也就有人会因此而受损，最直接的损失就是在人口上——新兴的商人把佃户都雇走了，不就没那么多人愿意拿出五成乃至七成的收成来租佃他们的土地了？这些利益受损的阶层，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虽然利益受损，但嘴皮子可不会受损，自然就搬出传统的重农论来，与新兴商业阶层打嘴仗了。
    不过，这篇《劝农新书》之所以引发了热议，不是因为它契合重农派的立场，恰恰相反，它是站在重中，柳安指出所谓“重农”，重点不应该是把人困在土地上，而是应该让农民有更多的产出，而传统士大夫的租佃经济非但没有让土地产出更多的东西，反而还抑制了农业潜力。此文一出，立刻成为重商派手上的有力武器，沉重地打击了重农派的气焰，柳安本人也因此声望日隆。
    贾似道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脸色更加阴沉下来，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了桌边的三本书，也就是著名的来自东海国的《国富论》《钱钞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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